第677章 全局统筹，内阁
沿海省份的恢复速度比内陆省份快，显然，将来经济发展的速度，也要大大优于内陆。
靠海的优势，是内陆比不了的。只是海运的方便，山东离得江南也不算远，在粮草物资上，就比内陆要及时，数量也多。
再加上山东有人口优势，商贾也更愿意在此设点经商，抢占市场。
北方在满清的统治下，经历了两年的艰难。为了对抗明军，满清可谓是涸泽而渔，搜刮民间物资和财富，以供军需。
老百姓过得苦，北方的商贾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光复之后，他们财力不足，就需要喘息，可南方的商人却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。
说起来，南方商贾和海商都为光复大明而出钱出力，战后得到朝廷的优惠政策，也是酬功。
而北方的商贾可没做过什么贡献，甚至有附逆之嫌。没遭到清算和报复，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
物产本来就是南方更加丰富多样，有充足的货源，也是北方商贾所难以比拟的优势。
北方成为原材料产地的地位，基本上确定，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。
比如棉花，在河南直隶就更适合种植。可要论纺织技术和效率，却还是要运到南方加工制作。
棉布丝绸的出口是大宗商品，因为海贸的兴盛，连带着原材料也开始紧俏。
北方光复之初，便有聪明的南方商贾派人去了北方，以优惠价格诱导农民种棉，并订下明年的收购契约。
这引起了北方地方官员的不安，尽管种棉花的效益更高，但也要等到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之后吧？
奏疏上呈，请皇帝决定吧！毕竟，朝廷并没有限制农田种植的作物品种。而看皇帝对江南的政策，似乎也不打算限制。
农业虽然被称为第一产业，也只是相对于“民以食为天”这句话所说的。
而地方官员的担心，也是局限于本省本地。从黄立的角度，却是全国的统筹考虑，包括海外属地在内。
“老百姓也有自己的盘算，口粮田还是会留的。如果不留，那就说明粮价不高，且很稳定，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。”
黄立看着毛寿登，稍显无奈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既是官员们担心，那就下旨吧！今年光复的地方，明后两年的粮食种植面积，不少于耕地总数的一半。”
要的就是个安心，黄立还真不指望北方的粮食有多高的产出。
他在着力推进大明的工商业发展，要的便是物资流动起来，包括粮食在内。
江南虽然种植经济作物的面积有大幅增长，可从统计上看，粮食产量也没有明显的减少。
主要是四川的开发和重建，耕地面积还有逐年增长。而且，哪怕到现在，人口数量也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峰。
这是潜力，光复只有三年，国内的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。
湄公省经过两年多的经营，更是成为了粮食基地。一年三熟的气候环境，海运的发展和便利，使得粮食运到北方，价格也并不是很高。
“万岁若是担心谷贱伤农，就只明后两年的暂行政策最好。”毛寿登躬身奏道：“现在的粮食总量足够供应，只是内陆的运费较为高昂。”
黄立点了点头，如果不是考虑到运输损耗，他也不会硬性规定粮食的种植面积。
本来要施行赋税货币化，粮食种得多，卖不出去岂不令农民受到损害？所以，暂行政策比较合适，且看市场的变化，再进行调整也不迟。
要知道，除了湄公省的粮食输出，从安南和暹罗也能采购粮食，只不过现在不需要而已。
“辽东就不必加以限制了。”黄立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耕地面积是足够的，只怕明后两年也还有田地荒废。除了种粮食，气候环境也不适合种植其它作物。”
辽东的人口太少，就是不限制给地数量，也种不了那么多，又没有机械化。
但辽东的土地还比较肥沃，除了天冷，其它自然灾害也不多。有一年的全力耕种，自给自足是没问题，说不定还能对外输出。
东北反哺中原，并不是太难。只要朝廷出台政策，大力支持，也就三五年之内便能实现。
特别是大豆，那可是东北的拳头农产品。
毛寿登领旨，退了下去。
北方的重建工作已经布署完毕，比预期的要好很多。当然，这也是真金白银砸下去的结果。
可不管如何，内阁的工作已经少了繁重，地方上因为钱粮充裕而日渐安定，让毛寿登等人也轻松许多。
已经是内阁首辅，虽然军政分开，可毛寿登也算是位极人臣。只是不是武将，没能封爵罢了。
可想想几年前的情况，如同做梦般的人生际遇，毛寿登作为从龙老臣，新兴大明的第一任首辅，已是青史留名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
何况，皇帝对于内阁的信任和放权，也让毛寿登等人感到恩宠和压力。
皇帝不同于承平日久的帝王，那是马上君主，英武睿智还胜过太祖。凭着在文臣武将，以及天下子民中的威望，收权放权不过是翻掌之易。
“什么垂拱而治，而千万别有这样的念头。万岁把着军权，恐怕也是防着臣子的招数。”
“谆信明义，崇德报功，垂拱而天下治”。垂衣拱手，不去管理朝政，就能治理天下。古代时多用作称颂帝王无为而治的套语。
但对于明朝中后期的文官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目标，却并不是这样的心思和想法。
他们追求的垂拱而治，就是让帝王啥也别干，交权于内阁，国家大事全部由他们处理，有着虚君的意味。
简单地说，其实就是中央权力在君权和相权之间的交错。
在明朝之前的王朝中，丞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一直被沿袭。
在中央政府中，以丞相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。在处理日常政务中，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日益膨胀的相权逐渐成了皇帝心头的一块病。皇帝出于对丞相为首外臣的不信任，使得皇权与相权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