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谁与归 作品
第一百六十六章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
大明缺少士农工商的工具书，徐贞明编纂的是一本农书，师承马一龙的徐贞明，编纂的农书主要集中在稻、麦、麻、豆、桑、棉、葛、草料、油物、甘蔗、竹、桐、甘薯和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垦荒。
在垦荒一篇，徐贞明对垦荒进行了分类，一种是生荒，就是从无耕种过的土地，另外一种则是熟荒，就是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荒废了三年以上的荒田。
对于生荒的垦荒工作，徐贞明总结马一龙和自身垦荒经验，给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对于如何招募百姓，对于懒汉地痞坚决不纳和清汰，评判懒汉地痞的方法，也是多方面的，一来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记工，二来要深入百姓以稽为决，三来百姓自发检举，清汰之后的懒汉和地痞，若是实在无法规劝，屡教不改，则一律送到鸡笼岛上伐木去。
大明对于迁民之事非常熟练，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，曾经大量迁民，已经混到了懒汉和地痞的地步，还不肯好好干活，那就送到鸡笼岛上自生自灭便是。
垦荒第一年田亩半数收成归公仓，之后田亩皆归百姓所有，而第一年半数公仓收成，来年继续招募游民苦作劳力垦荒，这样做到源源不断。
而对于垦荒荒地也有明确标准，首先是无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，而且土质适宜垦殖，土层厚度在十寸以上，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、坡度小于25°等等。
对于堆肥，收集人畜粪便等等，如何堆积时采用坑堆法，一层秸秆一层粪尿，持续堆叠，还要用铁钳插孔，时常洒水和插孔，通气，这样堆叠出来的粪料，最高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，十到十五天的时间内，就可以让粪料可以形成腐殖。
这些经验和技巧，毫无疑问是生民良方，如果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，何愁大明不兴？
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，而对土地的大量开垦、有效利用、恢复生产，可以为为大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，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，农业生产水平也会稳步提高，表现为育种、播种、选种、施肥、土力维持、农作物产业结构改良、农械等等方面相互进步。
朱翊钧非常希望徐贞明编纂的这本农书，能够推而广之，刊行天下，让百姓们真的能落到口袋里一些实惠，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百姓吃饱了，才不会进京敲碎朱翊钧的脑袋。
“有书又有什么用呢？朕给他们刊刻了此书，还是抱着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，又如何肯践履之实的指导百姓种地呢？别说指导百姓了，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，就让朕辗转反侧，徒叹奈何。”朱翊钧看着徐贞明写的农书，对着张居正无奈的说道。
自上而下，有一堵叹息之墙，让皇帝的恩泽和这些知识的力量，无法穿过，惠及广众；自下而上，这堵叹息之墙，也阻拦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声音，无法让皇帝聆听。
做事本就很难，再加上一些风力舆论在其中把水搅得更加浑浊，就更难了。这种风力舆论常见的手段有：错误归因、诉诸大伦、罔顾事实、全面否定、恣意歪曲、恶意夸大、诽谤人身、强调片面、强行附会、二元对立、愚昧崇古、以偏概全等等等。
这就可以部分回答，稽税指挥使骆秉良的一些疑惑，为何清丈利国利民，却被广泛反对，甚至一些百姓都参与其中，为虎作伥。
本来，大明科举取士用人，就是为了破掉这叹息之墙，奈何科举取来的士人，或者本身、或者在长期为官的过程中，成为了权豪的口舌，为权豪奔走疾呼，成为了这一面叹息之墙的砖石。
“陛下太悲观了，大明还是有做事的人，只是需要把他们遴选出来，一点点的改变。”张居正看着那些农书，则是对大明的将来，充满了信心。
这天底下没有地上神国，只有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麻烦和矛盾，解决一个矛盾，就会有更多的麻烦，接踵而来。
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道阻且长。
张居正不认为国朝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，大明的新法能够稳步向前，哪怕是能把考成法、清丈还田、振武强军、稽税六册一账、开海海贸这些事儿中一两件保留下来，大明就会焕发出活力来。
汉室江山，代有忠良，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愿意为了国朝，不惜性命奔波之人，忠，忠于本心、忠于陛下、忠于朝廷、忠于国朝。
大明、国朝到底是什么？对大明人而言，大明就是最大的公，最大的一个集合。
朱翊钧非常赞同张居正的说法，否则张居正和戚继光就不会在朝堂之上了。
朱翊钧自问没什么太大的才能，玩不转了，大不了，就掀桌子！
“先生上次说户部请奏通钱法，户部部议通过了吗？”朱翊钧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说要铸钱，大司徒铸钱可不是只铸造铜钱，还有银币，泰西来的八雷亚尔银币，制作不算精美，而且防伪也比较差，制造大明的银币，促进商贸，已经提上了日程。
“不太顺利。”张居正罕见的沉默了下说道：“未能通过部议。”
“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？”朱翊钧眉头一皱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。
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道：“宝钞局印宝钞，宝源局铸钱，宝钞局隶属于户部，宝源局隶属于工部，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，但是户部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，而不是铸钱。”
“这是第一个原因。”
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，户部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，凭白给了工部去，张翰因为吏部事权被剥夺了一部分，跟得了失心疯一样，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。
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，实际上还在吏部，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，可是这糊名草榜，底册填榜的法子，让吏部一下子就从天下第一部，跌落了下来。
“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，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。”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道，大明宝钞，擦屁股都嫌硬，没人肯收。
纸币，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，没有流通环境。
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道：“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户部归兵部，洪武二十六年，高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，至此铸钱的衙门，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。”
“迁都北衙后，有南北两个宝源局，但这两个宝源局，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，乍一听很多，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。”
“当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，推行宝钞，是因为铜不够用了，陛下，大明虽然物华天宝应有尽有，但还真的挺缺铜的。”
洪武十三年，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，生产恢复，用钱量越来越大，结果各地频繁铜荒，钞法大行其道，但是钞法败坏后，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。
大明就开启了摆烂**，钱法，没有就没有吧。
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，老道士行新政新法，再开滇铜铸钱，但是很快就发现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缺铜就是缺铜。
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，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，太过于昂贵了。
在元文宗天历年间，元文宗下旨开矿，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，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，年产不过万余斤，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。
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，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，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，2400万钱，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.25钱，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，约为两万贯。
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，从雍正四年起，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，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。
“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？”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。
“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。”张居正摇了摇头，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，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，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，还是不对等的。
大明窘境，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，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，无法大规模的生产，除了缺铜之外，大明也缺银子，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，6250斤。
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，这是个赔钱的买卖，朝廷给一两银子，却换不来一贯铜钱，为何要采铜呢？可是朝廷不铸钱，小民用什么呢？
“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，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。”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。
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，张居正也要贴浮票，不如当面交流。
“陛下，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，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，钱法要有，钞法也要有，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，就是片面的，有了钱法，才能有钞法，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，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”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，是不符合矛盾说的。
“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。”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：“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，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，户部的争论，看起来是浪费时间，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，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。”
“前段时间，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，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，先生还不肯。”
“看来，非常有必要。”
钱法是钞法的基础，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，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，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，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，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，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，大量滥发，再加上权豪们私刻，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。
而钞法是钱法补充，在大宗贸易中，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，用银币、白银去交易，风险大、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，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。
所以，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，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，如何推行政令，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。
不是说，下令铸造银币，然后就有了银币，白银从哪里来，银匠从那里来，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，都是要解决的问题。
“陛下谬赞。”张居正清楚的知道，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，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。
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：“其实永乐年间，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，海运入南衙，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，而后云南地方有司，利用长江运输，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，是可行的，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。”
在垦荒一篇，徐贞明对垦荒进行了分类，一种是生荒，就是从无耕种过的土地，另外一种则是熟荒，就是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荒废了三年以上的荒田。
对于生荒的垦荒工作，徐贞明总结马一龙和自身垦荒经验，给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对于如何招募百姓，对于懒汉地痞坚决不纳和清汰，评判懒汉地痞的方法，也是多方面的，一来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记工，二来要深入百姓以稽为决，三来百姓自发检举，清汰之后的懒汉和地痞，若是实在无法规劝，屡教不改，则一律送到鸡笼岛上伐木去。
大明对于迁民之事非常熟练，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，曾经大量迁民，已经混到了懒汉和地痞的地步，还不肯好好干活，那就送到鸡笼岛上自生自灭便是。
垦荒第一年田亩半数收成归公仓，之后田亩皆归百姓所有，而第一年半数公仓收成，来年继续招募游民苦作劳力垦荒，这样做到源源不断。
而对于垦荒荒地也有明确标准，首先是无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，而且土质适宜垦殖，土层厚度在十寸以上，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、坡度小于25°等等。
对于堆肥，收集人畜粪便等等，如何堆积时采用坑堆法，一层秸秆一层粪尿，持续堆叠，还要用铁钳插孔，时常洒水和插孔，通气，这样堆叠出来的粪料，最高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，十到十五天的时间内，就可以让粪料可以形成腐殖。
这些经验和技巧，毫无疑问是生民良方，如果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，何愁大明不兴？
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，而对土地的大量开垦、有效利用、恢复生产，可以为为大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，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，农业生产水平也会稳步提高，表现为育种、播种、选种、施肥、土力维持、农作物产业结构改良、农械等等方面相互进步。
朱翊钧非常希望徐贞明编纂的这本农书，能够推而广之，刊行天下，让百姓们真的能落到口袋里一些实惠，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百姓吃饱了，才不会进京敲碎朱翊钧的脑袋。
“有书又有什么用呢？朕给他们刊刻了此书，还是抱着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，又如何肯践履之实的指导百姓种地呢？别说指导百姓了，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，就让朕辗转反侧，徒叹奈何。”朱翊钧看着徐贞明写的农书，对着张居正无奈的说道。
自上而下，有一堵叹息之墙，让皇帝的恩泽和这些知识的力量，无法穿过，惠及广众；自下而上，这堵叹息之墙，也阻拦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声音，无法让皇帝聆听。
做事本就很难，再加上一些风力舆论在其中把水搅得更加浑浊，就更难了。这种风力舆论常见的手段有：错误归因、诉诸大伦、罔顾事实、全面否定、恣意歪曲、恶意夸大、诽谤人身、强调片面、强行附会、二元对立、愚昧崇古、以偏概全等等等。
这就可以部分回答，稽税指挥使骆秉良的一些疑惑，为何清丈利国利民，却被广泛反对，甚至一些百姓都参与其中，为虎作伥。
本来，大明科举取士用人，就是为了破掉这叹息之墙，奈何科举取来的士人，或者本身、或者在长期为官的过程中，成为了权豪的口舌，为权豪奔走疾呼，成为了这一面叹息之墙的砖石。
“陛下太悲观了，大明还是有做事的人，只是需要把他们遴选出来，一点点的改变。”张居正看着那些农书，则是对大明的将来，充满了信心。
这天底下没有地上神国，只有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麻烦和矛盾，解决一个矛盾，就会有更多的麻烦，接踵而来。
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道阻且长。
张居正不认为国朝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，大明的新法能够稳步向前，哪怕是能把考成法、清丈还田、振武强军、稽税六册一账、开海海贸这些事儿中一两件保留下来，大明就会焕发出活力来。
汉室江山，代有忠良，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愿意为了国朝，不惜性命奔波之人，忠，忠于本心、忠于陛下、忠于朝廷、忠于国朝。
大明、国朝到底是什么？对大明人而言，大明就是最大的公，最大的一个集合。
朱翊钧非常赞同张居正的说法，否则张居正和戚继光就不会在朝堂之上了。
朱翊钧自问没什么太大的才能，玩不转了，大不了，就掀桌子！
“先生上次说户部请奏通钱法，户部部议通过了吗？”朱翊钧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说要铸钱，大司徒铸钱可不是只铸造铜钱，还有银币，泰西来的八雷亚尔银币，制作不算精美，而且防伪也比较差，制造大明的银币，促进商贸，已经提上了日程。
“不太顺利。”张居正罕见的沉默了下说道：“未能通过部议。”
“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？”朱翊钧眉头一皱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。
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道：“宝钞局印宝钞，宝源局铸钱，宝钞局隶属于户部，宝源局隶属于工部，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，但是户部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，而不是铸钱。”
“这是第一个原因。”
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，户部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，凭白给了工部去，张翰因为吏部事权被剥夺了一部分，跟得了失心疯一样，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。
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，实际上还在吏部，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，可是这糊名草榜，底册填榜的法子，让吏部一下子就从天下第一部，跌落了下来。
“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，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。”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道，大明宝钞，擦屁股都嫌硬，没人肯收。
纸币，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，没有流通环境。
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道：“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户部归兵部，洪武二十六年，高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，至此铸钱的衙门，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。”
“迁都北衙后，有南北两个宝源局，但这两个宝源局，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，乍一听很多，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。”
“当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，推行宝钞，是因为铜不够用了，陛下，大明虽然物华天宝应有尽有，但还真的挺缺铜的。”
洪武十三年，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，生产恢复，用钱量越来越大，结果各地频繁铜荒，钞法大行其道，但是钞法败坏后，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。
大明就开启了摆烂**，钱法，没有就没有吧。
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，老道士行新政新法，再开滇铜铸钱，但是很快就发现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缺铜就是缺铜。
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，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，太过于昂贵了。
在元文宗天历年间，元文宗下旨开矿，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，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，年产不过万余斤，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。
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，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，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，2400万钱，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.25钱，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，约为两万贯。
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，从雍正四年起，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，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。
“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？”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。
“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。”张居正摇了摇头，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，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，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，还是不对等的。
大明窘境，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，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，无法大规模的生产，除了缺铜之外，大明也缺银子，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，6250斤。
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，这是个赔钱的买卖，朝廷给一两银子，却换不来一贯铜钱，为何要采铜呢？可是朝廷不铸钱，小民用什么呢？
“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，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。”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。
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，张居正也要贴浮票，不如当面交流。
“陛下，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，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，钱法要有，钞法也要有，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，就是片面的，有了钱法，才能有钞法，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，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”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，是不符合矛盾说的。
“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。”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：“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，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，户部的争论，看起来是浪费时间，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，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。”
“前段时间，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，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，先生还不肯。”
“看来，非常有必要。”
钱法是钞法的基础，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，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，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，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，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，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，大量滥发，再加上权豪们私刻，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。
而钞法是钱法补充，在大宗贸易中，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，用银币、白银去交易，风险大、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，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。
所以，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，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，如何推行政令，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。
不是说，下令铸造银币，然后就有了银币，白银从哪里来，银匠从那里来，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，都是要解决的问题。
“陛下谬赞。”张居正清楚的知道，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，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。
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：“其实永乐年间，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，海运入南衙，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，而后云南地方有司，利用长江运输，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，是可行的，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。”